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学发展历史，如何建设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始终是我国社会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突出社会学的中国特色
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从那时起，我国社会学界就致力于在本土文化环境中发展社会学，使之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学科建设也曾遭受过挫折，但是众多老一辈社会学家如费孝通、雷洁琼等，坚持探索如何将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邓小平同志号召下，社会学发展突飞猛进，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构建起领域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形成了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等学科方向；第二，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完成众多深入细致的基层社会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探究社会事实，了解和认识中国国情，取得了丰富的社会调查成果；第三，创造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范畴，如社会建设、民生、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等，开拓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的社会学研究新领域，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从学术文献看，在我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社会学是讨论本土化问题最多的学科之一。之所以强调本土化，是因为社会学研究要探究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往往是极其复杂的。要深入分析社会事实，探究对社会事实发生影响的全部社会环境、社会要素，社会学研究就必须扎根本国土壤、立足本国国情、反映民情民风，这就必然要实现本土化。其实，世界各国的社会学都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比如，我们读美国社会学者写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材，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这些教材都是以美国社会为背景和基础来阐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有鉴于此，我国社会学必须高度重视本土化，在借鉴西方社会学时要保持头脑清醒，认清其背后的西方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扎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提出新概念、创造新表达、构建新理论，进一步突出社会学的中国特色。
积极探索社会建设与民生改善
社会建设与民生领域研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独有的研究领域。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独特的概念范畴、理论内容、话语表达。
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也可以理解为建设社会，其目标是激发社会活力，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激发社会活力就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动力。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如果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汇聚起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社会学关注的是人。从人的角度看，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四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其一，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农村户籍人口仍占很高比例，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潜力；其二，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新创造热情，9亿勤劳刻苦的劳动者是发展最重要的源泉；其三，我国制造业拥有数以亿计的一线技术工人和技术人才；其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否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社会建设研究，重点就落在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体中国人的活力上。
民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土化社会学概念。民生就是人民生活。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民生研究，主要研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何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如何让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经过多年探索，社会学界重点研究的民生领域大体有9个，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健康、养老政策、扶贫政策、基层社会治理。民生领域的研究具有学科交叉特征。比如，很多学科都研究教育，而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教育公平问题，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如何实现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就业问题也有很多学科在研究，社会学聚焦的是人，是就业与失业的人群，研究重点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两大群体的就业问题。社会学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养老领域的研究，突出的主题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贫困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近年来，对全国不同地区贫困与脱贫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如何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成为研究热点。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的长期任务。对于老弱病残导致的贫困，应当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去解决；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因缺少文化知识、劳动技能和进取心而导致的贫困，则应强调文化扶贫。
深入研究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也是有可能做出突出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激发活力和保持社会秩序，困难之处在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任务比较艰巨的时期。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当城镇化率处于50%上下的时候，是现代化转型最为艰巨的时期。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所以，我国社会学者的一大任务就是探索一条使我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秩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在国际学术文献中，虽然“治理”“善治”都是常见的概念，但“社会治理”是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概念。
我国社会学界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不断总结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基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社区从过去的单位制社区变成今天的商品房社区和职工房改房社区，农村社区从当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变成今天的多种类型的新型农村社区。适应这种新局面，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我国城镇和农村按行政体制计算的基层社区大约有66万个，如果按照农村自然村和城镇居民实际居住小区计算的话就更多了。这么多基层社区在近些年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创造出了众多新的治理经验。过去，我国城镇和农村形成了二元结构。今天，城乡融合、城乡统筹的体制探索多种多样，创造出新型的土地管理机制、社区管理机制、住房管理机制以及城乡融合的养老机制等。城镇社区治理也创造出众多新的成功模型，其中有很多行政管理的成功案例，也有不少强调市场运行的成功案例，还有一些强调基层自治的成功案例。在这种形势下，很多社会学者参与到社会治理实践中。我带领的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就与当地政府合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创建了“新清河实验”研究基地，探索专家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学者的社区治理实验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应当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并共享成果的社会治理，才是有活力、可持续、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学者在社会调查中看到，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已经走在前面，社会学者做的很多工作就是总结其中成功的体制机制案例，将其上升到社会学理论层面，提炼出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理论模式。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实践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提供新的知识，也不断为国际社会学的知识宝库增添中国经验、中国案例、中国模式。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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